有观点指出：在1975年宪法中，国家元首的职权分解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共中央主席。

另一方面对于法律规范的公共性与私人内在的道德性缺乏明确区分，道德约束常常成为私人意见和判断的结果。[24]在这个意义上，认为中山先生训政思想中具有封建思维，将训政思想在实践上的失败归为圣人思想、王权思想作祟，亦都属于传统道德思维的沿用，尚不属于现代政治思维的认知。

这些环节总体上有二：其一，何为具体的有形的人民，这在民族国家建构之初根本上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这一点可归纳为现代生产意义的同一性，显然还不能穷尽同一性的内涵。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摄政法始于1937年以及之后1943年和1953年先后制定的《摄政法》，它们对这一功能给予了一般性的规定。相关的表述也可参阅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金观涛也曾指出，刘少奇提出的共产党员的修养则有着很强的儒家传统的修养理论，也即宋明儒家所说的功夫论的深层背景。

然而，可否说摄政唯君主制所独有，现代民主制度已经克服了这一困难呢？其实不然。可惜当时虽不乏洞若观火的自由知识分子，却多是道德直觉上的否定，少有知识上的透彻分析。如1980年圭亚那合作共和国宪法由总统公布。

⑤这种事先化解矛盾和纠纷，在统一思想后再进行投票表决，最后一致通过（或高票通过）的做法可谓中国政治的特色，其利弊得失还有待探讨。而德国工会作为一个比较有力量的组织，却没有施加任何大的压力，工会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让自己在社会民主党中的代表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左翼来照看他们的利益，他们自己不去设法施加直接压力来影响宪法的最终草案。它被人规划来满足某些迫切的需要，并被人修改以适应意外情况。当一个旧国家崩溃时，新国家的建立并不是马上就能完成的，在这个交替过程中，社会有些接近无政府状态，旧的国家机器已经瘫痪，而新国家还没有成立，新政府还没有组成。

正如西耶士所说，制宪权是始原性的权力，存在于自然状态之中，我们设想有一群相当多的孤立的个人想要聚集起来。③法国1791年宪法是革命派与旧势力妥协的产物，宪法中反映了革命派人民主权、三权分立的原则，也保留了旧势力的某些制度，如国王权力过大，选举权有财产限制，等。

毛泽东召集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6名委员出席了会议，委员中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邓小平等共产党人，也有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寅初、马叙伦、陈叔通、张澜、黄炎培、程潜等民主人士。而1918年苏俄宪法的前言给毛泽东以启发，使他决定在宪法总纲的前面写一段序言。宪法不应当脱离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仅仅作为国家的花瓶而存在，宪法不应只是装饰物，而应当有其实用价值，是社会的发展确实需要宪法，宪法才应运而生。第二个压力集团是文官和司法官，由于他们的影响，使得文官制度成为宪法保护的机构，最重要的是确保了司法部门的独立——权力分立的理论，在基于基本法第131条基础上作出的安排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例子，表明了文官制度和司法部门对拟定宪法和行政工作所具有的影响，这些安排使得前国家官员保证能再次任用。

第三，脱离殖民统治而成为独立国家颁布宪法。一般说来，人才、财富和专业能力都属于宪法派这一边。在不能经由正常的道路实现他们的目的时，改革运动中的领袖者乃努力经由迂曲的道路，争取召开会议来‘修改《邦联条款》，希望从现存的立法机构之外通过一项革命的政纲。⑦笔者基本同意以上观点，但认为其中制宪机关是常设的并不正确，而宪法起草机关也不都是任命的，它可能协商产生，也可能选举产生。

制定新宪法是为建立新国家所必须进行的第一项工作，而制宪会议的组建又是制定宪法的第一步，制宪会议的成员需由人民选举产生，而选举必须要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那么，谁来负责这项工作？来组织人民的选举？这时候，很可能会自发地出现组织者，一般来说，在推翻旧国家的过程中已经形成的政党或集团会很自然地承担起组织协调的任务，因为这时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已经表现出了很强的活动能力，而且，他们往往就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他们很可能在事实上充当了人民选举的组织者。制宪中的主要工作——提出宪法动议、起草及详尽地讨论宪法草案，是由少数精英完成的，许多国家宪法的通过也是由精英们表决的。

例如美国由邦联转换为联邦时，意味着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美国宪法就是这个新国家的出生证明。其次，制宪会议是暂时性授权，宪法一旦制定完毕，制宪会议就解散，它存在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

虽然这样的选举其成本可能更大，但由于它不像议会选举每隔几年就有一次，而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有一次，因此这样的成本是应当支付的，也是值得支付的——它关系到一个崭新的国家的诞生。他们基本上是一些害怕群众的贵族政治论者。……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④《共同纲领》对1954年宪法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有些内容直接来源于《共同纲领》，如对统一战线的规定，宪法草案在起草的时候充分利用了《共同纲领》，……宪法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而在内容上有新的发展。②制宪会议所创造的宪法，是各种妥协的混合物，也是各种利益的巧妙平衡。进入 马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制宪 选举 制宪会议 制宪程序 代表 。

他们意识到这同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这里，共同意志仅被委托而已。

二是国家没有宪法，政协不是选举的，人家可以说你们是用武力控制了‘位子，是自封的。但力量较强的那一部分人也应当适可而止，在争取到自己的主要利益的同时，也应当适当照顾到其他阶层或行业的利益，不应完全忽视其存在，更不应完全剥夺其利益，应当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因为社会矛盾激化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对全体人民都是灾难。

同时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以李维汉为秘书长。我国通过和公布宪法的机关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决定制宪应是制定宪法的开端。⑤1946年法国宪法经人民公决批准通过。但是，制宪会议的这些精英们如果是人民选举产生的，那么他们制宪的权力就是人民委托的，由他们制定的宪法就可能反映人民的意志，如果宪法最后还要由人民表决通过（公决）或通过选举委托一些代表表决通过（如议会表决），则宪法反映民意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又是人民制定的，具体说是人民委托他人完成其中的主要工作，而人民自己只是亲自参与其中的某些环节，人民是间接的制宪者。有的国家宪法由国家元首签署，制宪会议主席和内阁总理副署公布。

所以，决定制宪也应算作制宪程序。⑧印度1948年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起草宪法的工作后，同年11月提交给制宪议会，制宪会议审议后正式通过印度宪法。

脱离殖民统治而独立的许多亚非拉国家通常也要制定新宪法。摘 要： 制宪权是人民的应然性权力，也是人民的实然性权力。

④当然，在全面修宪时，以国家元首公布宪法是完全可以的，也是较为妥当的，因为修宪是在宪法实施了一段时间后，这时国家已经建立，各国家机关也已经产生并开始工作，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就应由国家的代表——国家元首予以公布。除了一切人所共同的准则外，每个民族的自身都包含有某些原因，使它必须以特殊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秩序，并使它的立法只能适合于自己。

他们向债权者呼吁，这些人正在希望得到一种救济，以便不受纸币的损失和一般农民的侵害。最先提出制宪动议的可能是最坚决要求变革的人们，他们是对现行制度最不满的人，是可能将要从新宪法中获利最多的人，是对自身利益和社会发展相对较为敏感的人。制定宪法的必要性总是由人民中的少数人先认识到，因此制宪动议总是由少数人先提出来的，宪法草案就更不可能是人民共同起草的，而只能是人民中的个别人拟就的，甚至对宪法草案的讨论、表决都是在部分人民中进行的。④而修宪权则来自于宪法，即由政治力量制定宪法，再由宪法授予某机关以修改宪法之权。

⑩事实证明，宪法制定过程中的讨论是宪法制定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之一，讨论中的争执、甚至是激烈的争执，有时不仅是现实的，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有益的。……在一个有效率的全国政府领导下，一个和谐的联邦能为他们提供可以想象的对付外来的战争的最好保证。

①在现代社会，制宪者完全不受任何国家宪法的影响是不太可能的。⑤因此宪法首先是人民彼此之间的契约。

各州都不曾举行特别的普选，立宪运动的领袖的任务仅在于使各州议会派遣代表。否则多数和整体这两个词就有矛盾，因为多数要脱离整体，那多数就非与自身分离不可。